道教为什么斗不过佛教

2016-11-10 出处:沉香网chenxiang99.cn 人气: 

提到佛道之争,大概最先掠过我们脑海的就是《西游记》中车迟国斗法的场景,可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宗教会有“争”,它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而又为什么道教往往被历史书写成落败的一方呢?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程乐松,请他为我们带来一些关于佛道之争的全新视角。关于程乐松老师,北大学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听程老师上课总有畅快淋漓而欲罢不能之感,程老师说自己是在说书,确实有如说书之精彩,时而戏谑,时而又深刻得让人一惊。
  
程乐松
  澎湃新闻:在通常的观念中,汉传佛教的缘起是汉明帝托梦求法,而道教则是由于汉末天下大乱,为“五斗米教”这样的旁门左道提供了机会,事实果真如此吗?道教最初是如何传播的?
  程乐松:首先,关于明帝梦西方金人、派人去西去求法的问题,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来反驳这样的叙述。佛教进入汉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西域的商路以及沿着商路展开的人员与观念交流,佛教最初就是由西域的胡人传播的。在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中载有大月氏王派伊存来汉地授经之事,那个时候就比汉明帝要早;此外,在《后汉书》中就有关于楚王刘英在明帝求法前祭祀浮屠的记载。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英喜好神鬼方术,西域来的胡人恰好可以给他提供炫惑之术,浮屠也因此成了他的祭祀对象,季羡林先生用音韵学的方法考证出浮屠即为佛陀。因此,“永明求法”仍是约定俗成的历史叙述。学术研究中,历史现实和历史叙述往往是分离的,历史现实要比历史叙述要复杂得多。学术研究往往将一个历史事实简化之后再叙述出来,让它呈现出独特的线索感与趋势感,考虑历史问题的时候,需要首先对历史叙述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张衡在《西京赋》中“展季桑门”并用,将柳下惠和沙门并提,诠释不近女色之意,说明在张衡那个年代已经知晓沙门不近女色的戒律,这一点在张雪松的《中华佛教史》第一卷中特地指出来了(《中华佛教史》由季羡林、汤一介二先生主编),极具启发性——佛教观念的进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多元,并不是依赖某一个历史事件达成的。
  与此相对,道教最开始是如何出现的?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虑:第一,道教的基本信仰观念的缘起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二,以我们看到的道教基本观念所形成的文本(text)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三,利用这些观念去进行有组织的宗教和信仰活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学界一般将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作为最早的道教信仰组织。为什么把五斗米道视为道教的一个起源?基本原因是它的组织性和接近于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性。述及道教的信仰观念,比方说不死的观念,不死之药的观念,养生求仙的观念,它们出现的都非常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乃至更古老的历史传统。道教最早的信仰观念文本是《太平经》(《太平清领书》)里的,其中聚合了大量既有的信仰观念)。
  从历史史料和具体信仰形式上看,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我们依照关于张陵的历史记载,张陵是沛人客居蜀地,沛这个区域的确和太平道的活动范围比较接近。陈寅恪先生和柳存仁先生的研究中都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不妨说,道教并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出现的,道教的缘起及其发展起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道教本身的定义方式。
  我更加倾向于认为,道教的信仰发展及观念积累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教信徒和信仰实践者对于道教信仰的独立性及排他性认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自发的信仰实践,而不是有意图的创教冲动。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有一种很强的创教冲动么?或者说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创造新的信仰传统的意图么?他不是没有,而是说真正这个传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之后的使徒和罗马时期。同样的,王重阳有很强的创教冲动吗?未必,但经过丘处机等全真七子,加上加上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等后世高道的努力,全真道才被建立起来。不妨说,在创教者之后具有信仰热情的第二代、第三代信仰实践者才是信仰传统的真正创立者,也是最富创造力的信仰力量。换言之,信仰传统的确立和创教是两回事,同样的,创教和信仰观念的缘起也是两回事。
  故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历史记载其实是相冲突的,柳存仁先生有篇很著名的文章《张天师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就在讨论历史资料中的张天师到底是谁。现在的历史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唯一能够确证的仅是张鲁传记中的陈述,他的祖父是张陵、父亲是张衡,退一步说,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张鲁自己说的都无法考订了。当然,从信仰意义上看,《汉张天师世家》中已说的非常清楚,且十分细密。我想把这些问题做一个统合的说明,道教起源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首先确认何谓道教。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最早开始于何时?为什么会产生?
  程乐松:提及佛道争论,先要把两个东西分开:首先是佛道之争与夷夏之争的区别;其次是将佛理和佛教分开。汤用彤先生说:“佛说其有二端,一者为教,二者为理。”汤先生尝试说明,佛教的“理”与中国的“理”是契合的,比方说魂灵不灭,慈善好施,善恶有报等,这些与中国的传统理念有契合之处;与此相对,“教”是另外一个概念,比方说它具有组织性和排他性。以此为基础,才能考虑佛道争论的问题。“佛道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学界讨论的已经十分丰富了。我认为,可否换一个视角,讨论佛教融入中国时采取的策略。作为胡人的本土宗教,佛教是通过西域商人到长安、洛阳等地展示和传授给我们的,或者在胡人的日常交往中,我们受到了他们信仰的影响。试想,第一批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佛教信仰的呢?佛教首先被认为是道术的一种。魏晋时期,人们视佛陀为“大圣”,认为其有祛鬼除魔的法力,换句话说,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其实是法力,而不是佛理或复杂的思想体系。
  对于佛道之争的“争”,可以考虑,“争”的含义是什么?要么在争辩一种道理,要么争执一种身份,要么争夺一种资源。从争辩道理的层面上,佛道之争并不存在,对道教来说,所有在本土和生活世界中出现的观念,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融入道教之中;在身份和生活方式认同意义上的差异则很简单:如果你信仰佛教,那么你对佛教基本生活要求有一个基本认同;第三个层次的争夺才是最真实的,也就是对信仰资源的争夺。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个信仰需求和现实的生活问题,是选择和尚还是道士?这个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术之争或者效验之争,它不再是我们说的道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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